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最为繁荣昌盛的民族地区之一，从唐代地方政府的“南诏国”和宋代的“大理国”，这里所形成的佛教文化一直是大理本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大理还处于“蜀（四川）身毒（印度）道”和 “茶马古道”的交通枢纽上。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文化和地理环境，大理吸引着一批批前来于此的外国僧侣。
最早到大理的外国僧人是印度僧人，史称“梵僧”。大理剑川县石宝山石窟开凿于唐南诏国至宋大理国期间。在石宝山石窟中，一窟内雕有一僧像，其头发卷曲，身披毡，腰系裙，足穿靴，双手交于前，提一长袋，旁有“波斯国人”题记。另一窟中也雕有一僧像，深目高鼻，头戴莲花冠，右手持降魔印，左手持净瓶，足着靴，在其左下方有一犬，此僧应是来华传播佛教的印度僧人。在南诏中兴二年（898年）的《南诏图传》中，亦有印度僧人点化南诏先王细奴逻的故事绘画；在大理国的《张胜温画卷》中，所描绘的大理高僧中即有梵僧赞陀崛多。在南诏、大理国时期来到大理的外国僧人中，史有记载的就是印度僧人赞陀崛多。在李元阳撰修的明万历《云南通志》中记载：“赞陀崛多神僧，蒙氏保和十六年，自西域摩伽陀国来，为蒙氏所信。”“保和”为南诏第六代王劝丰右的年号，保和十六年，即公元839年。相传赞陀崛多是到大理来传播密宗的第一位印度僧人。
在印度僧人到大理500多年后，又有一批日本僧人来到了大理，他们在大理学佛吟禅，留下了与当地白族百姓的一段佳话。日本的佛教传自于中国，《隋书·倭国传》中有记载，大业三年（607年），日本在遣使朝贡时就有数十人同来学习佛学。到了唐代，日本非常注重学习中国文化，不断派遣遣唐使和留学生来唐学习。鉴真大师东渡日本传播佛学后，又开启了两国以佛教为主的民间文化交流。我国宋元时期，日本佛教最为兴旺，不仅国内高僧大德辈出，而且到中国学习佛学成为了众多日本僧人的一种追求，所以，一批又一批日本僧人不畏太平洋的惊涛骇浪，乘木舟到中国修行。到了明朝初年，一些日本僧人来到了大理，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有名可考者有：逯光古、斗南、机先、大用、天祥、演此宗、桂隐、镜中照8人。他们除了具有高深的佛学修为外，中国文化的造诣也非常高，深通中国的诗词和书法，记载中说他们“能诗善书”。
到大理的日本僧人共留下了50多首诗作，大多都收录在明朝云南都督沐昂所编的诗集《沧海遗珠》中。日本僧人的诗辞旨清丽，是明朝诗坛上的佳作，尤其是天祥和机先的诗存宋元清新雅正之风，为当世所重。如天祥的《题龙关水楼》：
此楼登眺好，终日抚平湖。叶尽村村树，花残岸岸芦。
渔翁晴独钓，沙鸟晚相呼。何处微风动，云藏野寺孤。
到大理的日本僧人逯光古、斗南、机先、天祥4人最后在大理圆寂，被当地白族群众葬在苍山龙泉峰下。大理白族同胞为他们修建了僧塔，塔面朝东，让他们在冥冥中遥望远在万里之外的故乡，这就是今天有名的大理日本四僧塔。（稿源：中国民族报）